一个纯粹的文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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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怀念刘恪老师
文/倪章荣
2023年1月8日中午，在从老家回长沙的车上，我接到了于怀岸兄的电话：刘恪老师于今天上午去世了。我有点惊讶，虽说他有病，可那病不至于这么早离开我们呀。由于这几天身体不适，没有查看过手机，他去世好几个小时了还不知道。之前给他的家属打过好几个电话，都没能与他本人通上一次话。以为他在静养，不好老是打扰，准备春节过后各方面情况都好转之后，再到岳阳看他的。可是，这个世界上真正热爱文学的作家、为数稀少的纯粹文人刘恪老师，他却不声不响地走了。
刘恪是湖南华容人，本科就读于湖南师范大学，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，当过中学语文教师，《江河文学》杂志编辑部主任，大型文学杂志《新生界》执行主编，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。被称为新浪漫主义的代表，新巴洛克写作典型，先锋小说的集大成者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城与市》《蓝色雨季》《梦与诗》《寡妇船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空裙子》《墙上鱼耳朵》《红帆船》《纸风景》《梦中情人》，文学理论著作《现代小说技巧讲堂》《先锋小说技巧讲堂》等一千多万字。关于刘恪老师的著作和评论，网上很多，我就不赘述了。
我与刘恪于2004年冬天的吉首笔会上，由曾祥彪兄介绍相识。我们一见如故，但聊得并不多，因为当时找他的人很多。我孤陋寡闻，之前对他一无所知，听了他在笔会上简短的讲课，才知道他这人学识渊博，对文学的理解十分深刻，让我受益匪浅。笔会结束时，我给了他三个中篇小说。回长沙后不久，我接到了他的电话，说其中两个可用，尤其是写非典医护人员的那个，很不错，只要把开头部分压缩一下就行了（当时他在一家大型刊物帮忙）。春节前他又打电话给我，说主编不同意用，具体原因不明。他说，他选定的稿子基本上没问题的，不知这回是怎么了？我告诉他：没事的，我知道自己的东西不行，也不是以文为生。春节过后，我请刘恪老师吃饭，才知道他是素食主义者，而且不抽烟不喝酒，那顿饭，他还叫了他一位朋友过来，一共才吃了130多元。席间，刘恪老师告诉我：主编不发我的东西，不是对我有意见，是对我们单位有点意见。我再次告诉他：我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料，多发一篇少发一篇没什么关系。他说要推荐给其他刊物试试。我劝他算了，那两个东西一个涉及过去年月，一个书写了比较多的负面细节，是很难发出来的。他的肯定已经让我这个不会写小说的人很满足了。我还告诉他：两个东西我曾经先后给我广东的一家刊物的副主编，副主编对我那个写过去的东西赞不绝口，还没回广州就打电话给我，说很好，有路遥的味道。可不到一个月他就打电话过来，说是不准发表。那个与非典有关的东西还挨了副主编一顿批判，说当地是抗疫先进，我写这样负面的东西不妥当。
再次与刘恪老师相聚是什么时候，我忘记了。记得是别人请客，他叫上了我。那次，他还送了一本外国短篇小说集给我。再后来，我们时不时聚一聚，他这人吃饭、住宿都简单，从没有讲究的意识。只是，差不多每次见面，他都要逛特价书店，每次都要买几捆书。有一次，他买书时我也顺便买了几本，于是便欲一起付款，他坚决不同意，说，他这次买的几本书是要送一位作者的，那位作者前不久请他吃了一顿饭，他要回报人家。要是他送的东西是别人出的钱就不是那个意思了。我知道刘恪老师特别愿意扶持默默无闻的作者，每次与他相聚，都能听到他对作者们的写作建议和注意事项，并常常给文学刊物和文化单位出谋划策，“湘军五少将”就是他一手策划和实施的，如今这“五少将”都成了著名作家，其中两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，可见刘恪老师不仅有热心和善意，还有超越普通文人的眼光和能力。刘恪老师愿意帮助他人喜欢帮助他人，却总是害怕麻烦别人、亏待了别人，有几次，他来长沙没与我联系，我知道后“质问”他，他说，老是麻烦你不好意思，我又没能帮上你什么忙。我诚恳地告诉他：我喜欢和你接触，并不是要你给我发作品，而是你这个人的人品好，知识丰富，对文学作品有独特的眼光。我都过了对文学狂热的年龄，现在也只是偶尔写一写自己愿意写的东西。我写东西纯粹是表达的需要，没有技巧，也不懂技巧。他听后说，这样也好，没有太多功利，人就活得轻松、自然。此后若干年，我没再给刘恪老师任何作品，只是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出版社请求他给我做了个序。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：我的短篇小说不行，太单调太没有层次了，比我的中篇差太远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给我写了一个6000多字的东西，作一些肯定，也作了一些批评，并在序言中再次肯定了我的中篇小说。他在电话中告诉我，等我的中篇集出版的时候，他要好好地给我写一篇评论。我的中篇小说集出版的时候，刘恪老师正在河南大学当教授，写理论著作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便没有去打扰他。
大约是2016年左右吧，刘恪老师发微信给我，说他现在担任《大观》杂志主编，希望我写一两个比较好的短篇小说给他，他会请评论家写个短评，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出来。那几年，我没有一点创作的冲动，再加上短篇小说是最考验写作者功力的，我没有这个功力，于是一直没给他作品。
2017年7月，在常德陶少鸿《百年不孤》研讨会上，是我与刘恪老师最后一次见面。他只住了一晚便回岳阳去了。那一晚，他与我聊到深夜近两点，我们聊文学，聊时事，聊人生，聊人世百态。刘恪老师很健谈，读书多，知识面广，却也是个性情中人，他的经历很坎坷，早年吃过很多苦，等他发表那些作为新浪漫主义代表作品《红帆船》《寡妇船》的时候，全国文学评奖停止了。要不然，他怎么都能得一个全国大奖的。如此，他在文学界的世俗地位就要高很多。好在刘恪老师并不是那么在乎作品之外的东西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他曾经失业，失业期间，他从恩施徒步穿越原始森林，一直走到宜昌，在中途生了一场大病，差点丢掉性命。后来，他以此次经历，写成了长篇先锋小说《蓝色雨季》。刘恪老师本来说好与我一同回长沙的，在长沙住几天，见见朋友，聊聊天，可是，最终还是搭便车回岳阳了。我和刘恪老师有不少相同的认识，尤其是对现实对人性，但也有不同的观点，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是很不相同的，记得2013年我和于怀岸邀请他去湘西小玩，在长沙的时候，我们还因文化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。人有不同观点很正常，只要能自圆其说，都是应该包容的，刘恪老师就是一个能够包容别人的人。此后，我与刘恪老师便只有微信和电话联系了。我记得有一次他去湘潭，说是回来落长沙便通知我的。后来，却一直没有接到他的通知，不知他是否来过长沙。记得2021年的时候，我还在常德上班，他还在电话里对我说，等他有空了来常德玩玩，与我和少鸿聚聚。可是，他许了一张空头支票。2022年4月，我们还通过电话，不想，三个月之后，便听朋友说，他病了。
2018年底，我给了刘恪老师一个短篇，不是要他发表，而是请他看看，究竟行不行，因为我自以为这个东西还过得去——当然说不上好，可被几个很懂文学的朋友彻底否定了。若干年前我多少还写过一些东西，尽管没有好东西，但也都发表了。现在我都没了写作的信心。刘老师很快回信给我，说这个东西发表没问题。我说，只要得到你的肯定，我就有了一点信心，不必麻烦发表了。他说，他虽然已经没有在主编位置上了，但一定会给我发出来。后来，他还请北京工商大学的一位副教授给我写了个评论，一并在刊物上发了出来。他把目录发给我的时候，对我说，章荣，我总算给了你一个交代。我看后心有点疼痛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刘恪老师那种不愿亏欠朋友的性格。我曾经对他说过，真正的朋友交往，是不会这么功利的，你能够帮忙当然好，不能帮忙也不要老记挂在心上，很累的。不知刘恪老师是否很累，但有些事情他完全不必这么用心。刘恪老师曾经送了不少他的作品给我，包括《城与市》《梦与诗》《空裙子》《纸风景》《现代小说技巧讲堂》《先锋小说技巧讲堂》等等，大约他也是怕“欠”我的吧？刘恪老师是个很随和的人，很多的时候还有意牵就别人，唯有写作上他毫不留情。好就好，不好就不好。从不模棱两可。
我多次和文人朋友们说过，刘恪是个纯粹的文人，一个热爱文学热爱读书、善良温和、乐于助人、不计得失、不装牛X的稀有文人。可惜，他离开了，永远地离开了。
倪章荣，笔名楚梦。男，中国湖南澧县人，居长沙。作家，文史学者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中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。在《中国作家》《芙蓉》《芒种》《作品》《湘江文艺》《湖南文学》《同舟共进》《书屋》《看世界》及《领导者》《阳光》《二十一世纪评论》《世界华文文学》《新中原报》等中国香港及美国、加拿大、东南亚中英文期刊发表文学和文史作品200余万字。著有《邪雨》《红色引擎》《许佳的夜晚》《去和爸爸过年》《旧鬼》《在军营里成长》《1976年的秋天》《陪葬》《温床》《无毒蛇》等长篇小说、中短篇小说；发表《孙中山与中国现当代政治格局》《作为政治家的宋教仁》《重写民国史》《辛亥革命深思录》《“五权”与“三权”》《关于士大夫与知识分子的思考》《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》《一个伫立在法理之上的国家》《民国才女和她们的命运》等文史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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